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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道與現代詩詞
——在潮州韓山師范學院中文系的演講
作者：劉夢芙
來源：作者惠賜 儒家中國 網站
時間：2013年12月10日
一、潮州的儒家文明
同學們：
我與潮州有特別的緣分，從2000年到明天，這是第九次到潮州。在全國城市中，除了北京，來得最多的就是潮州了。在貴地參與了多種詩詞和學術活動：到潮汕詩社講課、評選廣濟橋對聯，參加饒宗頤師長教師學術研討會、貴校中國詩歌創作研討中間和饒宗頤研討所成立年夜會，擔任“韓江杯”詩歌年夜賽評委，曾在貴校中文系屢次講課與座談。由此認識潮州詩詞界、學術界多位伴侶，趙松元傳授、陳偉老師與我有深摯的交誼。恰是伴侶們的熱情中介，使我與潮州結下不解之緣，在此表現深深的謝意！
明天講座的主題是“儒家之道與現代詩詞”，這一主題與潮州有親密的關系。大師都了解，韓文公對潮州一千多年來文明的發展有嚴重的影響，“贏得山河都姓韓”，潮州有“海濱鄒魯”的美譽。韓文公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家和詩人，更是純正的儒家，其名文《原道》指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命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正人君子，而德有兇有吉”。“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所以傳之舜，舜所以傳之禹，禹所以傳之湯，湯所以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逝世，不得其傳焉”。韓愈以年夜無畏的勇氣，堅決反對當時的天子科學釋教，乃至僧侶與寺廟遍布國內，嚴重影響了國計平易近生，形成社會的貧困，因此根本治理，推重儒家以仁義治國平全國之道，系統地闡述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歷代承傳的政治思惟。這篇文章影響到宋代儒家，程頤、程顥、張載、朱熹等一大量儒家學者深刻研討先秦儒學，自覺地接續斷代掉傳的道統，樹立哲學體系以抵抗風行的釋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進世救世的奮斗精力和全國為公的政管理想，延續到近現代依然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信仰儒學的士人在當局仕進，“得君行道”，管理國家；退隱江湖則廣施教澤，化平易近成俗，培養社會傑出的品德風尚。韓文公因諫阻唐憲宗迎佛骨，被貶到當時還是蠻荒之地的潮州，興利除害，激勵平易近間學子讀書，使潮州的風俗平易近情得以改變，文明教導逐漸普及。一千多年來，潮州涌現出許許多多儒家學者和詩人，平易近間構成知書達禮、溫良恭儉讓的良風美俗，縱然經歷了“文明年夜反動”的劫難，德性仍然聚會場地存在；韓文公的恩情，永遠被潮人懷念舞蹈教室，韓山韓水的名稱，是歷史的見證。
歷史到了現代，誕生國學年夜師饒宗頤師長教師，更是潮州的無上光榮。眾所周知，饒師長教師是年夜學者、年夜詩人，兼為書畫1對1教學藝術家，治學包羅萬象，無所欠亨，但是學界很少有人提醒饒公繼承和發展了韓文公倡導的儒家之道。由于“五四”新文明運動“打垮孔家店”，把滿清王朝的喪權辱國歸罪于儒家思惟與文明；“文革”更是嚴厲批評孔子，摧毀幾千年中國傳統品德文明的基礎，因此學術界廣泛認為儒學是“反動、陳腐”的封建糟粕，甚至討論饒師長教師的思惟與學術，也罕言“儒”字。我通讀《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二十年夜冊，認為饒師長教師學問的焦點實在于儒學，不僅對儒家經學有精深的研討，並且處所志與先賢年譜的編纂、史學研討、文學研討以及詩詞與駢文辭賦之創作，無不融貫孔子孟子家教以來的儒家義理與性命精力；評判歷史，例如名著《國史上的正統論》，同樣秉承孔子作《年齡》的正義。饒師長教師以儒學為最基礎，生長擴展為六合四方之學，通貫古今，融匯中外，其立品處世，有儒家正人之風范。是以我寫成《為往圣繼絕學，啟來軫以通途——論饒宗頤師長教師之儒家思惟與人文精力》一文，發表于國家重點期刊《孔子研討》，支出與趙松元傳授、陳偉老師合著的《選堂詩詞論稿》（2009年黃山書社出書），并發表于“儒家中國”互聯網站。饒師長教師是當今碩果僅存的國學年夜共享空間師，國學的靈魂是儒學，幾千年來鑄造了中華平易近族的品德倫理與精力氣質，培養了一代接一代的文明精英。中華平易近族要復興，最主要的是文明復興，文明復興離不開儒學。在海內外學術界有高尚位置和廣泛影響的饒師長教師，繼承和發展了韓文公明示的道統，即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修身進德甚至經國安邦的儒家之道，在中華平易近族文明復興的偉年夜進程中高樹豐碑，垂范后世，同時是潮州也是韓山師院莘莘學子最好的榜樣，這是我表白的第一點。
二、儒家之道的重要表現
在現代漢語中，“道”是一個含義非常豐富的詞。本義為“途徑”，引申為規律、事理、方式、技藝，又指思惟、學說。在先秦各種經典文獻中，“道”字頻繁出現，老子說“道可道，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地法天然”；孔子說“朝聞道，夕逝世可矣”、“吾道一以貫之”；孟子說“居全國之廣居，立全國之正位，行全國之年夜道”、“得道多助，掉道寡助”……在諸家各自的語境中，“道”之含義多有分歧，需結合高低文懂得。“道”具有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的意家教義，在哲學上近似東方所說的“真諦”，還有政治主張、政治路線的意義，例如儒家常說的“霸道”、“蠻橫”。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思惟家被稱為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影響深廣。老莊多討論天道、天然之道，玄奧深奧，有超出人世的意味，信仰者尋求長生不老，構成仙人之說的道教；儒家則積極進世，重在以身作則，治國安平易近，“道”字多指人的德性、倫理和政治思惟與綱領。四書中《年夜學》開篇就說“年夜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平易近，在止于至善”，韓文公《原道》恰是解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治國平全國的道理，認為仁與義是千古相傳的年夜道和邪道，不遵此道，則國家年夜亂，平易近不聊生。儒家思惟胸無點墨，歷代仁人志士在求道行道的生涯實踐中，有種種表現，這里只是擇其要而言之。
1、博施濟眾、關愛萬物的仁心
《年夜學》說：“自皇帝以致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家請求從最高統治者到布衣蒼生，都要修身，自幼就學會貢獻怙恃與師長，友愛兄弟姐妹，心態要真誠，言行要誠信，符合禮儀。成人之后把握謀生的知識和技藝，在“齊家”的同時恰當處理各種社會關系，成為品格高貴、學識豐富、文質彬彬的正人。如能從政，便實行仁義之道，協助君主管理國家，使廣年夜平易近眾過上安樂的生涯。《論語》所說“低廉甜頭復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所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長短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各種儒家經典中所說“忠”、“孝”、“禮”、“義”、“廉”、“恥”、“恕”、“誠”、“敬”、“直”、“勇”等諸多德性，其焦點都是一“仁”字，由對親人、宗族的仁愛之心，推廣到社會群體，以及六合萬物。缺少仁心、勞平易近傷財的君主是暴君、昏君、無道之君，臣平易近是君子甚至是禽獸，是儒家批教學評、教化的對象。是以儒學又稱為仁學，是教人成為正人甚至賢人、圣人的學問，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這種以仁為本的求道踐道之學，旨在培養人健全的性命與高貴的品德，體現于人倫日用之中，絕非東方以邏輯思辨為主的哲學和研討客觀事物的科學所能代替。
2、立品處世的風骨氣節
儒家請求人立品正派，品質潔白，成為頂天登時的年夜丈夫。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成奪志也”，“歲冷，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說“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年夜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六合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而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富貴不克不及淫，貧賤不克不及移，威武不克不及屈，此之謂年夜丈夫”。“古之人，失意，澤加于平易近；不失意，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全國”。《禮記·儒行》列舉儒家種種行為：“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虐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這般者”。“儒有上不臣皇帝，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瑜伽場地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這般者”。比較而言，孔子性情溫和寬厚兼以沉毅樸直，孟子則英氣勃發、頗有鋒芒，“說年夜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見了梁惠王出來對人說：“看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平視諸侯，批評他們，直指關鍵，與后世在帝王權貴眼前奴顏婢膝、阿諛阿諛的偽儒、犬儒君子儒構成鮮明的對照。在先秦諸子中，孟子首言“平易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嚴厲批評殘平易近害平易近的統治者：“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為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交流則臣視君為寇仇”。孟子的言論使明朝開國天子朱元璋非常惱怒，命令刪節，禁絕在孔廟中供奉孟子的牌位，當時就有一位姓唐的官員當面力爭，說愿為孟子而逝世，朱元璋無可何如。因孟子殺一士年夜夫，必將激起全國儒者的義憤，山河就坐不穩了。總之，儒家經典哺養了一代代風骨凜然、氣節高大的儒者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志士，在滄桑易代的衰亂之世堅持維護文明的命脈，是中華平易近族的脊梁。
晚清名臣林則徐所撰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年夜；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生動抽像地表現了孔孟以來儒家廣博剛正的精力境界。從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范仲淹、蘇軾、陸游、辛棄疾、文天祥、顧炎武、王夫之、屈年夜均、陳子龍到近代黃遵憲、丘逢甲、陳三立、朱祖謀，中國詩史上第一流的詩人詞家無不熟讀儒家經史，憂國憂平易近，以詩詞抒懷言志，踐行儒家的邪道。
現代年夜學者陳寅恪師長教師極力主張學者要有“不受拘束之思惟，獨立之精力”，為王國維寫碑銘，為明末奇男子柳如是寫別傳，考證清代女作家陳端生的彈詞《再生緣》，同時創作大批詩篇以抒懷言志，都貫徹這一主旨。學界以為陳師長教師在歐美留學十多年，受東方不受講座場地拘束主義的影響，殊不知陳師長教師出生士年夜夫世家，自幼熟讀經書，闡發的恰是先秦儒家早已具備的思惟意識，東方的學術方式和語言只是他治學的輔助罷了，陳師長教師畢生堅守的是中國傳統優秀文明和儒家士正人的高貴品德。只需通讀陳師長教師的詩集和學術著作，可知其思惟根源。孟子說：“全國有道，以道殉身；全國無道，以身殉道”，陳寅恪師長教師在政治高壓下不降其志、不平其身，以性命完成闡發不受拘束思惟與獨立精力的巨著；在十年大難中自願害至逝世，“以身殉道”，是真正的學術年夜師與氣節高尚的詩人。
3、知行合一與不偏不倚
儒家請求人讀書明理，格物致知，更主要的是品德要落實在日常生涯之中，言行分歧，以身作則。“正人訥于言而敏于行”、“聽其言不如觀其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只要身體力行，為國為平易近完成實實在在的事業，才幹受人尊敬，被人佩服。所謂“正人之德風，君子之德草，草上風，必偃”，起到傳染感動人心的模范感化。由于人道有善惡良莠之不齊，儒門中也混雜著許多君子儒和偽正人，是專制者的幫兇和主子，口蜜腹劍，言行決裂，歷來飽受批評，真正的儒家恥與為伍。儒家行道弘道的觀念和方式是“中庸”，“執其兩端而用中”、“毋過毋不及”，處理紛紜復雜的世事和人際關系，靈活掌握適當的度戰爭衡點，不左不右，不走極端。由此產生“中和”、“中正”、“和諧”、“保合太和”、“和而分歧”、“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一系列思惟理念，明顯分歧于東方哲學二元對立、決裂斗爭的思維。中庸絕非無原則、和稀泥、堅持一團和氣的庸人哲學，孔子斥之為“鄉愿。德之賊也”。“故正人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逝世不變，強哉矯！”“正人中庸，君子反中庸。正人之中庸也，正人而時中；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無忌憚也”。“故正人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年夜而盡精微，極高超而道中庸”。實踐中庸，既要有獨立不阿、至誠無息的正人人格，還需有廣博的知識和高超的聰明。“庸”者，用也，常也，中庸是成己成人、開物成務的中道常道，要在生涯中經過艱苦的磨煉，靈活的掌握，才幹實現。《尚書·年夜禹謨》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是對不偏不倚的高度歸納綜合；而《禮記·中庸》（四書之一）里有多方面的闡述。
中國傳統共享會議室文明的主流是儒家文明，上至朝廷當局，屬于精英文明；下至平易近間社會，潛移默化，蒼生日用而不知，幾千年來深深積淀為平易近族心思。在儒家文明之外，還有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兵家等等，漢代從印度傳來釋教，衍變為禪宗；近現代有東方思惟文明的輸進，但儒家海納百川，有容乃年夜，融匯古今中西，吾道一以貫之，不改變以“仁”為焦點的本質。當代哲學家張岱年依據《易經》，認為“天行健，正人以自強不息”；“地勢坤，正人以厚德載物”這兩句名言表達了中華平易近族最基礎的精力，一個是永遠盡力向上、絕不斷止的奮斗精力與堅毅剛強的品德；一個是包涵萬物的渾厚德性、仁者胸襟。《易經》恰是儒家元典，是上古圣賢思惟聰明的結晶。《易經》說“觀乎地理，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全國”；《禮記·禮運》說“年夜道之行也，全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好”；北宋年夜儒張載說“為六合立心，為生平易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承平”，都表白歷代儒家求道行道的遠年夜目標和高尚信心。
4、儒學的復興
經過上世紀的劫難之后，近十多年來，以儒學為焦點的國學開始復興。平易近間自發地辦起兒童讀經班和書院；南北各年夜學成立國學研討院或研討中間，創辦刊物；各類國學、儒學著作大批出書；各種國際規模的儒學研討會接連召開，并屢次舉行祭孔年夜典；互聯網上以國學、儒學定名的網站多達數十家，不斷發表海量文章。國學運動先是發起于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平易近眾衣食充分后天然有文明精力的尋求，知識界為數未幾的學者參與其事，然后逐漸擴展，獲得當局高層的支撐，因此平易近間、學界與當局達成史無前例的共識，形者三者相互呼應、默契的關系。正若有的學者所言：“沒有任何一場運動像‘新國學運動‘這樣深邃深摯、穩健而無力”，其目標“一是認識中國文明傳統的價值，二是建設平易近族精力家園，三是豐富并晉陞精力境界”。“重振國學，對于推動整個文明發展，復興中華平易近族文明，都具有至關主要的意義”。對國學運動，一部門繼承“五四”新文明思潮、醉心歐化的知識分子極力反對，與支撐國學的人士劇烈論爭，但民氣所向，年夜勢所趨，歷史潮水不成阻擋。
三、儒學與現代詩詞
1、國學中的詩詞與詩教
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及其研討的學問。狹義的國學，專指儒家經學；廣義國學，包含經史子集及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也包含書法、繪畫、古典音樂等藝術以及中醫、武術、氣功等養生講座場地健體之術與現代地理學、地輿學、兵學、法令學等學科，無論范圍之廣狹，其焦點內容都是儒家思惟。古典詩詞是國學的一個組成部門，與古文、辭賦同屬于集部，但《詩經》為儒家六經之一，居重要之位，是孔子實施詩教的教科書；《楚辭》中的《離騷》也被后人尊稱為經，《詩》、《騷》共為歷代詩歌取之不竭的源私密空間泉，“風雅”、“風騷”成為詩歌的代名。傳統詩歌經三千余年的發展衍變，從古體詩、近體詩到詞、曲，構成豐繁的體式和嚴謹的格律，共享空間富有音樂美與意象美，意境深廣，格調文雅。在傳統文學中，詩詞是最精煉的情勢，尤能顯示漢字音形義合一的優長，表現為繽紛多彩的風格門戶。從先秦到近現代，名家輩出，燦若星河，三唐之詩與兩宋之詞，創作成績達到岑嶺，千萬首精品在文學殿堂上閃耀著永遠的靈光，至今還是無數學人研討摸索的寶躲和詩詞作者尊奉的典范。詩詞這種融情志之真、品格之善與辭采聲律之美于一體的平易近族文學樣式，確實應該世代承傳，弘揚光年夜。
孔子是偉年夜的教導家，極為重視詩教：“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遠則事君，邇則事父，多識禽獸草木之名”。“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在記載孔子言論的多種先秦典籍中，如《禮記》、《左傳》、《論語》、《孔子家語》，多處援用《詩經》；年齡各國政治家、交際官也常用《詩經》對答。詩禮傳家，是我國幾千年的文明教導傳統，平易近間私塾以《詩經》、《唐詩會議室出租三百首》、《千家詩》、《聲律啟蒙》為教材，另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等蒙學課本是瑯瑯上口的韻文。從現代到平易近國期間，平易近間沒有進進宦途的讀書人沒有誰不會吟詩作對，只是成績有高有下罷了。徹底廢除詩教，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高級學校中文系只要中國文學史、歷代文學作品選、現代漢語等課程，培養學生重在學術研討，教師欠亨格律，不會作詩，寫論文用現代范式，這是百年來受東方文明影響的結果。
2、不受拘束化現代新詩不克不及代表中國詩
說新詩不克不及代表中國詩，喜歡寫新詩的同學確定舞蹈場地覺得難以接收，學界以研討新詩為職業的學者更將反對，因為這種判斷觸及既得好處，否認了新詩的存在價值。但請稍安毋躁，容我陳述來由。
“五四”以后出現了廢除一切舊有格律、尋求絕對不受拘束、用現代漢語寫作的新詩，新中國成立后在政治權力的支撐下占據文學殿堂，傳統詩詞被排擠在各種現當代文學史之外，視為“封建骸骨”，“文革”前報刊除偶爾登載高層政要的舊體詩外，只發表新詩。“文革”后傳統詩詞開始復蘇，但重要在平易近間活動，絕年夜部門作品以內部期刊的方法印行，學界極少關注。既這般，“五四”后近百年來的新詩能否足以代表中華平易近族的詩歌成績？這是一個值得沉思、迄今也罕有究查的問題，教學只要新詩才有資格占據現當代文學史的位置，積非成是，似乎成為定論。我的伴侶楊啟宇師長教師從文體分類上判斷新詩不是“詩”，寫得好的只是抒懷美文或含有哲理的格言。我國現代早有文體分類意識，《昭明文選》、《文心雕龍》、《古文辭類纂》等名著對各種文體有明確的分類，王勃的《滕王閣序》、蘇東坡的《前赤壁賦》與《后赤壁賦》、范仲淹《岳陽樓記》、歐陽修《酒徒亭記》與《秋聲賦》無不富有詩意，辭采極美，但前人認為都是文而不是詩。《千字文》、《湯頭歌訣》雖然押韻，但無詩情詩味，當然算不上詩。中國詩之所謂詩，必須具備兩個條件：①有詩的感情和意境；②語言高度洗煉，能充足體現漢字聲韻和諧之美。以此標準權衡，新詩廢棄一切格律，只是分行擺列的散文，所以楊師長教師認為不是詩，但不否認若干有詩意的作品。我則依據中國平易近族精力和審美的綜合價值，判斷新詩尤其歐化體不是詩，至多不是中國詩，是以漢字寫成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的怪胎，這是我審舞蹈教室讀當今多種新詩期刊得小樹屋出的結論。論據是：①從藝術情勢上看，新詩無格律不押韻，是分行擺列的散文，嚴重缺少漢字的聲韻美，只能朗讀，無法吟誦，是文不是詩（這一點與楊師長教師見解雷同）。②語言方面用現代語、新名詞（包含外來名詞的漢譯），不消中國歷史典故（卻用洋典），斬斷了中國歷史文明的承傳。大批語句意象怪異離奇，歪曲漢語正常的表達方法，有興趣寫欠亨的病句，不知所云，晦澀難解。明明是一堆語言的碎片甚至渣滓，都美其名曰“創新”，掩耳盜鈴。③在思惟內涵方面，與聚會場地中國傳統的人文精力毫無關系，大批作品或宣揚東方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價值觀，或宣傳基督教（充滿“天主”、“圣靈”、“圣子”、“救贖”之類詞匯），甚至光禿禿的描寫性關系、倡導性束縛，語言直白下賤，興趣極為低俗，遠在中國現代飽受詬病的齊梁宮體詩、噴鼻奩艷體詩之下，是教人做縱欲濫交的禽獸。是以當代歐化體新詩已徹底拋棄中華平易近族詩歌的精力氣質與作風氣派，是用漢字做外國詩（其實東方古典詩歌同樣有音韻格律，漢語無法翻譯；正如洋文也只能譯漢詩的年夜意，無法表達聲韻格律之美和典故辭章中深奧的意蘊與神味），即殖平易近化的詩歌，喪掉了中國文明的自立性，無價值可言。
新詩拋棄中國傳統詩歌的格律，尋求絕對的不受拘束，認為格律是束縛思惟的枷鎖，非打壞不成，這是對藝術的無知。人永遠不成能有絕對的不受拘束，人人隨心所欲，不守法紀，全國年夜亂，其結果必定是全體人類的自我毀滅。任何藝術，諸如音樂、繪畫、書法、雕鏤甚至體育競技，都有其規矩法則，遵照法則而運用自若，如孔子所說“隨心所欲不逾矩”，是性命也是藝術的最高境界。喜愛某種藝術就必須為適應規則下艱苦的功夫，否則不成其藝術；正如人要成為正人、圣賢就得修煉一樣，一味放縱私欲即為君子、禽獸。後面說過，傳統詩詞的格律從漢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充足體現漢字聲韻之美；格律是詩詞最基礎的藝術規則，無數詩人詞家創作了無數精品，格律不曾妨礙其思惟情感表達的不受拘束。用漢字寫詩，就應該遵照中國詩的藝術規范，合適本平易近族的審美心思。寫新詩者昧于此義，自覺尋求不受拘束，喪掉了中國詩的藝術。更有甚者，只需認識兩三千個常用漢字，不讀經典、不知國史，不經文字基礎功的鍛煉，就可以做新詩，即便是語言渣滓都可以解釋為不受拘束創造，人人都是詩人，向有文學英華之稱的詩歌，全為污濁所染，走向窮途惱，直至滅亡。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月，有幾位詩人學者意識到新詩應該平易近族化的問題，主張新詩語句要年夜體整齊，押年夜致雷同的韻，構成某種格律規范，以體現漢語音韻之美，易誦易記（魯迅、毛澤東亦持類似觀點），但遭到尋求不受拘束的作者極力反對，至今新詩中國化、格律化不成氣候。現代文學祖師爺陳獨秀、魯迅、郁達夫不做新詩只做舊詩，陳獨秀暮年請求青年學詩多讀唐宋名篇，否認了早年的觀點。胡適本質上不是詩人，其《嘗試集》被學衡派宣判為逝世詩。沈尹默、俞平伯、聞一多都是“勒馬 TC:9spacepos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