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士人的“身名俱泰”論
作者：曾小明（湖南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副傳授）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8月
內容摘要：身名關系是魏晉玄學的主要論題，在魏晉名流的思慮中，名包含三種重要意涵：好事之名、名教之名與隱逸放達之名。在魏晉士年夜夫貴身保身、往名藏身安身與尋求功名的內在牴觸與沖突中，石崇得益于金谷之會中的性命親身經歷，實踐著儒家治世的幻想，尋求“身名俱泰”，強調保身貴身與尋求儒家名教功名并立，體現了其對儒家重名教與道家貴身思惟的雙重尋求。
魏晉名流“身名俱泰”論的提出有其獨特的個人與社會歷史佈景：王導、謝安，作為風流名流的領袖，是身名俱泰思惟觀念的真正踐行者；阮籍、嵇康、陶淵明等名流也各自對身名俱泰這一命題作出回應，配合反應了魏晉士人團體對身名尋求的內在沖突。
石崇“身名俱泰”論的提出及魏晉士人對此的回應，為名教天然之辯的深刻發展供給了理論與思惟上準備，是通過名教與天然之辯達成“名教即天然”的前奏。
關鍵詞：魏晉；身名俱泰；石崇；陶淵明
魏晉政局動蕩，原有的神學體系喪掉了維護名教的現實基礎，士人的名教觀念遭到沖擊。伴隨政局升沉的魏晉士人廣泛轉向玄談老莊，辨析名教天然等問題，在亂世尋求身心安頓。在此佈景下，保身與重名是魏晉士人的內在沖突，身與名的關系成為玄學中較為主要的論題。
針對身與名的關系及具體的修行方式，魏晉士人給出了分歧的謎底。基于政治的變動無常以及遭到老莊之學的影響，嵇康、王弼、張翰、郭象等士人多主張往名以藏身安身，代表了魏晉士人對身名關系問題的主流意見。與之同時的“身名俱泰”論，也是回應身名關系的主要理論。
一、魏晉名流的身與名觀念
身名關系問題是魏晉玄學的主要論題，而要考核身名關系務必從魏晉士人對身名的主體性詮釋著手，清楚他們理論視域中的身與名的思惟內涵。而社會變革時期，士人應對社會問題并提出理論建構，呈現異彩紛呈的思惟理論，其對身名的懂得也不破例。這一時期在復雜的政治關系中尋求若何保全本身，以及士人的主體意識的增強等社會思惟在其身名觀中都能夠獲得體現。
起首，“身”在魏晉時期涵義豐富，此中以“身”作“我”的代稱獲得強化，以《世說新語》為例，“身”字出現的次數為30處，此中11處做“我”解。如“身本日當與君共談析理”，“冀罪止于身，二兒可得全不”。
以“身”作“我”的廣泛運用，反應了魏晉士人面對內在社會環境適度放棄對名教觀念的執著，轉而重視對自我保全的時代性抉擇，也反應了這一時期士人主體意識的突起，合適“寧做我”的思惟潮水，體現了愛身、貴身思惟在社會現實生涯層面的影響。以天然之身作為主體性命存在的代稱或許象征，自己就是對自我身心的推重。
其次，“身”除了作“我”的代稱外，指代“性命”亦比較常見，如“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缺乏”，“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后名邪”。這些事例中的“身”皆有性命的涵義，以身指代性命。別的，“身”還有“形體”“形骸”之義，這也是與“心”相對而言的最基礎義，如“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顯然，“身”做“性命1對1教學”之義時，又包括了“形體”“形骸”意義上的“身”，可以看做是身、心合一體，是活潑潑性命體的呈現。這里的“身”回歸了身的性命本義，強調作為性命主體的自我以及自我存在的性命形態。
由于身具有我之代稱和活潑潑性命的基礎涵義，在兩漢經學的進一個步驟式微、魏晉玄學義理得以向士人們生涯實踐場域的周全滲透時，全身與貴身內化為魏晉名流的生涯觀念。貴身這一觀念在《列子》所論述的楊朱身上表現尤為典範。
從楊朱“拔一毛而利全國不為也”來看，把身體的保全看作是士人最為主要的工作，正如陳來所說：“不是說分歧意拔失落一根毫毛以利于全國蒼生，而是說即便把整個國家送給我來換取我的一根毫毛也是不克不及批準的，把個人身體的保共享會議室全看得比任何其他個人好處都主要。”
恰是基于此，魏晉士人年夜多重視養身、保身，如潘尼《東武館賦》中“嘉年夜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嵇康的“安心以全身”和陸云的“慎微如顯，乃保身以終”等均是全身貴身觀念的直接表達。
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潘尼、嵇康，還是陸云，抑或是借用楊朱之口，在表達全身貴身這一思惟觀念時，總是以名聲名位來做對比。也就是說，魏晉名流在思慮身心價值時，往往以名位作為參照。這種身與名的思慮，天然遭到玄學的影響，道家對個體性命與名利之間的見解契合士人們徘徊的心靈。
基于幻想與社會現實的內在張力，深受儒家文明浸染的魏晉士年夜夫在尋求社會功名和個體性命安頓的沖突中呈現一種焦灼狀態。他們在人生價值與目標的嚴重問題上，將進世求名與降生保身進行權衡，體現出魏晉士人對身與名尋求的牴觸心態。
在魏晉名流的思慮中，名包含三種重要意涵：好事之名、名教之名與隱逸放達之名。因為魏晉名流對名的獨特懂得，所以他們對社會名聲的獲得途徑與方法便表現出與魏晉前后士年夜夫的宏大差異，他們不再基于儒家的“樹德、建功、揚名”以功業和德性獲得社會認可的名聲，而是以“宅苦衷外”來獲得社會名聲。
《晉書》在樂廣的本傳中指出：“廣與衍俱宅苦衷外，名重于時，故全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樂廣、王衍以“宅苦共享空間衷外”，“遺事為高”獲得極高的社會名聲，何晏、阮籍等當時眾多名流社會名聲的獲得途徑與方法也與之年夜同小異。
事實上，這一現象是魏聚會場地晉時期士人對名實不符的社會問題的一種反動，因為在他們眼華夏有的名實相副，尋求儒家倫理品德的舊有次序已經不復存在。故而士人轉而尋求率真天性而獲取社會聲譽成為了一種新的被認可的途徑。
需求指出的是，魏晉時期是一個舊有社會次序破壞而新的社會次序慢慢建構的過度時期，名教天然問題、有無問題、言意問題都獲得廣泛的討論。何晏、阮籍的“高名于世”卻又教學場地“口談浮虛”，直接導致了《崇有論》的產生。裴頠撰文的重要目標就是要以“崇有之論，以釋其藪”，來糾正當時崇尚浮華而求名的社會風氣。
裴頠的指責并非個別現象，由于魏晉名流與儒家遵守品德規范、抑制自我私欲而獲得社會名聲的途徑堅持必定的距離，因此經常遭到持儒家立場的士年夜夫的批評：“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揚名非真，而始終莫取。”“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年夜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庾翼與祜顧對王衍的批評，均是站在儒家樹德建功揚名的立場上，以“達則兼治全國”為標準來評判王衍的聲譽與名位。
王衍因通達所獲得的名聲，并沒有積極參與到對社會風俗的規范，實現儒家士人常有的移風易俗的抱負與幻想。與儒家對進進宦途的士年夜夫所賦予的德性與功業的背離，則成為“敗俗傷化”的首惡。
二、石崇的“身名俱泰”論
關于身名關系，儒家主張重視名，強調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成名、揚名的主要途徑。但是到了魏晉時期，由于社會變動，原有的價值體系的崩潰，導致了名教脫離了應有之義。魏晉堪稱中國歷史上的“艱屯之際”，生涯于斯的士人常遭危在旦夕、身名俱裂的厄運，士林身心是以而備受煎熬。
陸機即哀歌“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大方惟生平，俯仰獨悲傷”，又慨嘆“全國騷然，平易近不勝命”。儒家名教遭到宏大沖擊，人們對名的尋求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故而在動亂時代保身顯得更為急切，士人廣泛尋求往名藏身安身的思惟。
魏晉名流對于“名與身孰親”的思慮，將名和一己之身心聯系起來，提出藏身安身往名、越名任心、賤名貴生等諸多主要的見解。但魏晉士年夜夫并沒有完整脫離儒家思惟的本質，他們尋求的隱逸放達之名本質也是對名不副實的儒家倫理的批評，而不是對儒家境德的完整否認。
如陶淵明尋求的高潔姿態本便是對儒家境義本真的堅守，魏晉士人的儒家進世本質就決定了魏晉名流不成真正放下或許遠離名聲名位的尋求。這可以從當時名流間的人物品評中得知：“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并總發。超觀之很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
無論是“一代才名”，還是“才名皆勝”，“名”成為魏晉名流品評中的一個關鍵字眼。魏晉名流雖然倡導賤物貴身，尋求身心不受拘束，可是他們從未放棄士年夜夫這一特別成分。
在魏晉士年夜夫貴身保身、往名藏身安身與尋求功名的牴觸與沖突中，依然有人盡力實踐著儒家治世的思瑜伽教室惟，尋求身名俱泰，盡力在魏晉動蕩的時代保全自我，并有所作為。這部門魏晉名流一方面以名獲利，進進國家士年夜夫行列，享用國家軌制所賦予的特權；另一方面，又崇尚老莊，推重天然，反對以身殉物，實踐著“莊周為模則”“遁心遺名”的生涯幻想。
他們往往將身和名統一路來，倡導身名俱泰。《晉書》石崇本傳記載：“嘗與王敦進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1對1教學若與之同升孔堂，往人何須有間。’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貢往卿差近。’崇雜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教學場地。”
石崇將身與名緊密聯系在一路，“身名俱泰”的提出恰是他身處高位，對保身與存名皆自負自得之時。這起首是遭到魏晉重身貴身思惟影響而強調身，同時出于對儒家積極進世思惟的實踐以及早年的政治成績，因此他提出生名俱泰強調保身存名的雙重尋求。
石崇所尋求的“名”顯然不是超逸放達之名。“石崇以元勳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石崇強調儒家禮儀，傾向名教。
石崇所尋求的“名”就是中下層士族所孜孜尋求的“功名”，也就是說，石崇具有的是傳統的儒家價值觀。《晉書·顏含傳》載逆子顏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父兄，十有三年”，石崇則“重含惇行贈以美味”，禮逆子、重惇行，見對儒家孝悌傳統之承傳。
外戚楊駿專權，“公室怨看，全國憤然。駿暗于古義，動違舊典，自知素無美看，懼不克不及輯和遠近，遂年夜開封賞，欲以悅眾，剛愎自用，不允眾心”。石崇有感朝政昏亂，奮起直諫，“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請惠帝，軌制名牒，皆悉具存。尚當依準舊事”。面對權傾一時的楊駿，石崇能抗諫婉言，尤見濟世抱負與忠勇之心。
石崇尋求身名俱泰，強調保身貴身與尋求儒家名教功名并立，這需求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堅持長期的優勢位置，其提出這一思惟的時候也正好反應了其春風自得的政治現狀。《晉書·劉琨傳》載：“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
石崇《金谷園詩序》云：“時征西年夜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于眾賢，共送往澗中，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署后。后之功德者，其覽之哉。”文辭之中吐露了石崇這一時期的心情。
如石崇後期多為激進昂揚的箕山之作，其取材于《諸宮舊事》的《楚妃嘆》，即為一首詠歌賢妃樊姬進忠言輔佐楚莊王成績霸業之事的篇什，從某種水平上說，石崇尋求身名俱泰正好反應其宦途的通順。
這家教一思惟也得益于“金谷之會”中的性命親身經歷，“感性命之不永，懼凋零之無期”，人生期短，命運無常，性命易逝，為了緩解逝世亡恐懼所帶來的焦慮不安，石崇等人尋求“娛目歡心”，重視對當下之身的重視與愛護。
“身名俱泰”思惟并不是為了溝通天人，尋求對天道的終極根究，而是著眼于性命實踐場域中身心當下的及時享用。正如朱漢平易近所說：“晉人的名實包含品德、詩文、位置等精力享用在內的名看。所以，士年夜夫所尋求的個人空間‘身名俱泰’，其實也就是身與心的雙重滿足。”
恰是因為此，石崇將身名俱泰貫徹于他的生涯理念之中，從他的詩歌中以可以獲得很好的應證。他在《楚妃嘆》序中寫道：“楚之賢妃，能樹德著勛，垂名于后。”這是他寫此詩的緣由，可是在詩歌結尾卻指出：“譬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在《答策腆詩》亦明確指出：“贈爾話言，要在遺名。惟此，可以全生。”在石崇看來，保身是享用名的基礎。
石崇“身名俱泰”沒有得士年夜夫的積極回應，個人空間重要歷史時代窘境決定這一思惟實踐的困難。當時不少士人輕視石崇其人格，依據《晉書·石崇傳》，以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對其進行質疑。但是石崇年輕時獲得功名是因為“伐吳有功”，加上本身的“好學教學場地不倦”，骨子里具有藐視權貴的正氣。
對其兄石統獲咎扶風王司馬駿而無罪釋放的工作，石崇堅持不寫謝恩折而是上書一封義正詞嚴的表，深獲武帝賞識。可見石崇自己是具有較高的品格修養與人生尋求。可是惠帝當朝，石崇置個人安危不顧，上書惠帝，痛斥輔政權臣楊駿。
石崇的上書不僅沒有獲得惠帝的認可與采納，反而被貶黜出京城，幾經讒諂，差點喪掉性命。這場因為正義所帶來的政治危機改變了石崇的人生軌跡與性命態度，做出了“諂事賈謐”的宦途選擇。
作為賈謐“二十四友”的石崇，“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看塵而拜”，《晉書》稱其“卑佞這般”，同時，《晉書》列舉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的斗富比奢的事例，都是對石崇的批評與否認。
其實，作為石崇的對手王愷，在比富的過程中居然屢次獲得武帝的幫助，是以，我們就不克不及單純的將比富看做是個人物質生涯上的奢靡尋求，更應該看做是一種政治上的取悅。石崇后期政治的掉意恰是因為其對名教的尋求而導致的，相較晚期政治自得之時尋求身名俱泰，此刻的石崇早已萌發了往名藏身安身保全本身的隱逸思惟。
如在早期作品的《思歸引》中，石崇就吐露出了欣羨山林的逸隱之趣。《思歸引》言:“余少有弘願，夸邁流俗，弱冠登朝，志在不朽”小樹屋，但是遭挫往官后，“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獲，遂肥通于河陽別業。……舞蹈教室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進則有琴書之娛”。
在觸犯權貴而連遭貶謫、免官后，石崇的思惟也隨之悄然變化。《會議室出租晉書·石崇傳》說起石崇外放荊州刺史期間，“任俠無行檢，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可知，遷謫貶黜、幻想遭挫的人生經歷確實促進了石崇思惟向潔身自好的轉變。石崇為時代所困，由主張身名俱泰轉向了往名保身，回歸魏晉士人思惟年夜流。
三、魏晉士人對石崇的呼瑜伽教室應
“身名俱泰”雖然系石崇明確提出，但也是當時眾多名流的人心理想。作為政治家和軍事統帥的王導、謝安，均為當時風流名流的領袖，他們既尋求著身體的舒適與不受拘束，又享用著社會賦予的名聲厚看，是身名俱泰觀念的踐行者。
王導輔政的三十余年間，無論榮辱起落，均以玄學漠然之心處之，王導既尋求功業又不為名利所拘成為東晉士人人格幻想的榜樣。東晉玄學名流孫綽在《丞相王導碑》中對王導的人生態度及際遇作了較為細致的記錄：“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
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余載，時難圓滑，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勛舉，非夫領鑒玄達，百煉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備經圓滑的王導，既有補救時艱的政治才幹，同時也堅持了超然名利之外的玄靈之心。盡管孫綽對王導人生態度的描寫有過度醜化傳主的能夠，可是由此來推測王導主張“身名俱泰”的人生態度是較為可行的。
較王導稍后的謝安也是“身名俱泰”論的積極踐行者。謝何在年少時深受王導重視而“少有重名”，屢次遭到當局官員的推薦與拔用。從謝安四十一歲出任恒溫府司馬到東晉執政宰相，真正踐履著士人“身名俱泰”的幻想。
謝安為晉室的鞏瑜伽教室固與發展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他力阻恒溫奪取晉室帝位，又年夜膽選交流拔賢才，從而贏得了淝水之戰的勝利。他倡導會議室出租破舊迎新，減輕蒼生負擔，均為他帶來極年夜的聲看。因此《晉書》評價其“謝安以時看輔政，為群情所歸”。
他主政期間，一向與孫綽、支遁、許詢堅持親密來往，商討佛學義理，進行玄學論辯，探討著個人身心不受拘束與存亡解脫，延續著王導“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的率性重情的生涯方法。他“居住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川，進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他“與孫綽等泛海”，“放情丘壑”。
謝何在給王坦之的信中說：“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當然，王坦之對謝安尋求濠上之樂難以懂得，所以他給謝安的回信中指出：“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年夜雅中庸之謂……且全國之寶，故為全國共享空間所惜。全國之所非，何為不成以全國為1對1教學心乎？”
王坦之推重的是“全國之寶”應該以“全國為心”，國家棟梁之臣應該處處以國家重擔為要，而要抑制住濠上雅趣的內心欲看。孫綽評價謝安曰：“足不越疆，談不離玄。心憑浮云，氣齊皓然。仰詠道誨，俯膺俗教。”此處的“一仰一俯”就是石崇所倡導的“身名俱泰”。
假如說王導、謝安等人所尋求的“身名俱泰”中的名更多的具有儒家建功樹德揚名內涵的名聲名位的話，那么阮籍、嵇康、陶淵明等人所踐履的身名俱泰的名更多的傾向于個人獨立人格魅力之名聲，也呈現了典範的牴觸心態。阮籍、嵇康、陶淵明的詩文中都有過對盼望立功立業的書寫，可是他們所面對的現實是不斷惡化的政治環境。
以講座場地陶淵明為例，他反私密空間對虛偽的講座場地名教與對世俗名利的追逐，但他也未能完整游離于名教之外，正如袁行霈所說：“陶淵明并沒有完整擺脫名教的束縛，立善求名對他還有誘惑的氣力。”陶淵明的詩作如“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恰是這種心態的例證。
陶淵明屢次將身與名并列，如“往往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這暗示著他對名的接收。明代何孟春注釋“身名同翳如”時曾指出：“百年后，身與名且不得存，況外物乎？”何氏在懂得陶詩時，凸顯了陶淵明將身名與外物對比的思惟觀念，領會了陶淵明身名俱泰的人生尋求。
可是陶淵明暮年也曾感嘆“雖留身后名，平生亦枯槁”。從陶淵明的人生經歷來看，他主張以愛身惜身為本，尋求生前性命的潤澤和適意，鄙棄名利的羈絆和制約。
由上觀之，陶淵明對“名”的態度看似是存在牴觸的，但從陶淵明對身名關系的思惟理路上看，陶淵明所否認的“名”是以束縛身體損害性命為代價的虛偽名教之名，而對天然構成的隱逸放達之名，陶淵明也是表現認可的。從某稱水平上看，陶淵明既然主張藏身安身往名，就也是主張“身名俱泰”的。
由于魏晉時期政治高壓中的種種阻礙，以及深躲在士人心底的經世治國的幻想因子，所以藏身安身往名與身名俱泰一向糾結在士人的思惟意識中。一方面，魏晉士人認為身貴名賤，應當超然于政治上的寵辱得掉；另一方面，魏晉士人對政管理想、人生哲學等問題又有自然的關切，他們重釋“名”的義蘊，對“名”也講座場地表現出了某種水平的確定。
在陶淵明等魏晉士人的具體理論框架中，“身”與“名”不再是對立的兩個概念，而是被奇妙地融進到了他們的幻想人格之中。可以說魏晉士人所反對的名是脫離本質內涵的名教，而尋求的則是個體身心不受拘束與名教本真的高潔。
客觀來說，這反應了作為士年夜夫的魏晉士人既沒有完整放棄對儒家進世精力的執著尋求，又意欲擺脫時代動蕩，名教衰敗帶來的集體不安，故而年夜多數士人都是彷徨于名教天然之間。
而石崇則因為其晚期的政治勝利以及對儒家進世精力的尋求而盡力于名教的踐行，同時遭到魏晉玄風影響而貴身重身，體現出生名俱泰的雙重尋求。但歷史證明，“身名俱泰”的人生尋求在魏晉時期存在宏大的政治風險，故而暮年其亦轉向往名藏身安身。
綜上所述，魏晉名流具有隱逸與降生的雙重人格特征，是儒家學說與道家學說的結合，體現了積極進世與尋求個體超出的內在牴觸。但是在魏晉的社會中，分歧的士人體現的人生尋求雖然類似，但存在個體的差異；也因為個人政治歷程位置的變化而呈現出個體人生態度的變化。
尋求主體的隱逸超脫是魏晉士人的整體特征，而身處廟堂的士人則身處富貴而多一份對名教的執著，這在石崇、謝安等執政為政時期的人生尋求較為集中的體現。陳寅恪認為：“號稱名流者其出口下筆無不觸共享會議室及天然與名教二者同異之問題，其主張為同為異雖紛歧致，然未有設置此事不論者。蓋非討論及此，無以見其為名流也。”而魏晉名流關于名與身的討論與思慮，歸根結底還是名教天然之辯的一種表達。
教學從王弼的“尚名好高，其身必疏”，到嵇康的“越名任心”，再到石崇的“身名俱泰”以及陶淵明等士人對瑜伽場地瑜伽場地“身名俱泰”論的回應可知，“名與身孰親”的討論與“身名俱泰”論的提出，自己便是對名教天然牴觸的盡力調和，既尋求名教的規范與富貴，也盡力實現個體的不受拘束，實現名教天然的合二為一，這就是身名俱泰的本質。石崇的“身名俱泰論”，為名教天然之辯的深刻發展供給了理論與思惟上準備，是通過名教天然之辯達“成名教即天然”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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